他还说，性侵也是分层级的，他遇到一些案例，比如把女孩裙子撩起来摸下体，“其实这也是性侵，但与长期的猥亵、强奸不同，这类轻微的案例也比较多。如果证据不能固定，就难以认定构成犯罪”。

李莹所在的中心，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。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，“在朋友鼓励下报警，并向我们求助，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，但她又放弃了”。她认为，不少儿童不敢、不愿说出来，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、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、传统观念、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。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，受害者不止一位，“但她们有很多担心，不敢站出来”。

《空气卫士or健康杀手？“不，我只是一盆绿植”》寒风如诉，冬雨如泣。1月5日上午8时30分，贵州遵义市总工会女干部徐梅的告别仪式在灵鼎山殡仪馆举行，近千名领导干部、职工群众，自发来到这里送小梅最后一程。徐梅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，永远定格在了脱贫攻坚的路上。